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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大校长难当

1998-05-17 来源:文摘报  我有话说

谢泳

北大校长难当,不是说那里的教授和学生总是和校长过不去,而是作为校长,他要协调政府与教授、学生之间的关系。这是一个中间位置。如果按官场逻辑行事,那是根本不行的,因为校长不是官员,反过来说,完全站在教授和学生立场上,也不可能,因为学校还有许多行政方面的事。教授和学生是理想的,而行政的事却是具体的。学生做事可以不从现实考虑,校长却不能没有现实的考虑。好在大学校长都是由学生而来的,所以办起事来至少不应当伤害学生。

五四运动的时候,傅斯年是学生领袖,到了他做北大代理校长的时候,他遇到了学潮。蒋梦麟当北大校长时,有一年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全国大学生代表训话,北大应派三名代表,而学生大会偏决定不派。学校只得指定了三个人,学生就开始罢课。蒋梦麟沉痛地对学生们说:“我是中华民族国立大学的校长,我不能不服从国家的命令……从前海上有一只船遇难了,船主镇静地指挥着让妇孺老弱们坐了救生船逃生,剩下的人和他自己无路可走,他却命船上的乐队奏着‘近乎我主’(Nearer My God to Thee)的赞美诗,随着这船慢慢地沉下去。现在如果我们所乘的这只船(中国)要沉了,那我们也应当如这位船主一样,在尽了自己的责任以后,站在岗位上从容就义。马上复课吧,先尽我们的责任!”(《北大旧事》第347页)蒋先生的这番话不能说不诚恳,但学生们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。

校长对学生确实是很爱的,所以他们才用那样的口吻说话。不过学生和校长之间也真是没有办法,冷静一想,蒋先生没错,学生更没有错,他们各自的角色不同,而他们又都在纯粹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,一个大学的精神就是在这样的两难中建立起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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